“养2亿个号供骗子选用”，警惕网络黑产“平台化”

　　对这种网络黑产平台化倾向，关键是治理的触角要更敏锐，实现“打早打小”。
　　
　　对于网络诈骗犯罪分子来说，除了非实名的电话卡和银行卡之外，非实名的社交账号也是他们实施犯罪的主要工具。而这些号码在一些所谓的养号平台上就可以轻松买到。
　　
　　近期，在公安部“净网2020”集群战役中，徐州警方就捣毁了一个为网络诈骗、诱赌等犯罪提供即时通信工具“养号”、交易的特大黑产平台，抓获犯罪嫌疑人84名，串并各类网络诈骗案件1300多起，涉案金额5000多万元。
　　
　　网络诈骗的职业化、产业化趋势，在近年来破获的相关案件中已经有很清晰的呈现。而此次特大网络黑产养号平台浮出水面，则又揭示了网络诈骗的平台化趋势。
　　
　　平台的主要“威力”体现在，可以通过批量操作轻松突破一些实时通讯工具的实名制防线。大量没有经过实名认证的社交账号，都能在平台批量解绑、换绑、找回密码。同时，它还充当了“中间商”的作用，平台上的账号可以随意买卖。综合而言，其一是为网络诈骗“技术赋能”，让大量诈骗活动可以轻易绕开实名制的约束，二则撮合“供需”匹配，为网络违法犯罪提供天量“号源”。
　　
　　毫无疑问，如此平台化的养号产业，降低了网络诈骗犯罪的实施门槛，增加了网络诈骗的治理难度。任由这样的黑产平台存在，只针对个案的网络诈骗治理，注定陷入“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境地。
　　
　　所以，本案的成功查处，启示在相关网络诈骗案件的处置上，要多一点“源头”治理意识，善于在类似案件的串并调查中找到“蛛丝马迹”，实现对黑产平台的“打早打小”。
　　
　　还要注意的是，网络黑产平台涉及的“业务”越多、越综合，越要求在治理上要形成合力。像此次查处的平台，其绑定的账号高达2亿多个，相应的网络服务商能不能从技术上识别大量账号的异动情况？而其绑定的手机号达600多万个，这里面是不是存在大量非实名认证的手机号，以及“人号”不对应的情况？电信运营商能不能对此类非正常号码进行精准监测？显然，在这些方面，网络平台和电信运营商应该在“守土有责”的基础上，强化协同联动治理。
　　
　　互联网业界人士曾指出，新型网络犯罪正在升级迭代，日益呈现出产业化、智能化、国际化等新特点，并称“网络犯罪团伙在技术上处于领先水平”。这就要求，现代网络诈骗犯罪治理，也应在技术研发和投入上与时俱进。毕竟，大量“灰色”地带的衍生，既是对民众财产安全的威胁，也是对网络环境的扭曲。让网络少一点“陷阱”，这是网络时代，维护社会安全感的题中之义。
　　
　　另外，此次查获的黑产平台主要瞄准的是通讯工具，而在短视频流行的今天，也要警惕一些黑产开辟新的“阵地”。如媒体调查发现，最近引发关注的“假靳东”视频的背后，也蕴藏着一条已经运作许久的“明星号”产业链。这一方面表明，网络诈骗犯罪，其内在的逻辑是相通的，在治理上应多一点“举一反三”；另一方面，在网络诈骗犯罪高发的今天，网络产品和工具的开发，或有必要植入更多针对性的“反诈骗”设计，并强化监测，以避免“黑产”做大了才被动应对，真正实现露头就打。
　　
　　□闵萧（媒体人）
　　
　　新京报（2020年10月19日第A0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