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蔡江南：尊重疾控体系专业权力，公共卫生服务要转向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对我国治理体系和能力的一次大考。特别是针对这次疫情暴露出来的短板和不足，更引起各界关注。
3月1日出版的《求是》杂志刊登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全面提高依法防控依法治理能力，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明确提出，要抓紧补短板、堵漏洞、强弱项，完善重大疫情防控体制机制，健全国家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
很多学者认为，这次疫情，为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的建制定位将带来新的启示，同时，系统化、精细化看待我国当下的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也应提上议事日程。
公共卫生政策领域专家、上海创奇健康发展研究院创始人蔡江南在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表示，疾控是一个专业性很强的领域，同时又有公共性，涉及广大群众的生命安全与健康，我们应该尊重CDC的专业分工，赋予其宣布疫情的权力。
蔡江南还提出，公共卫生服务应该是一个全生命周期管理的概念，公民的基本健康需求亟待满足。
去年末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下称《健康促进法》），将满足公民基本卫生医疗需求提升到了最重要的高度。蔡江南认为，从临床医疗转向健康服务，我国公共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需要扎实的思路与实施路径。
应赋予CDC单独的疫情发布权力
第一财经：疾病预防与控制在我国公共卫生体系中扮演重要角色。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为我国CDC的建制定位带来怎样的启示？比起其他事业单位，我国各级疾控体系的人员工资待遇不高，导致人才队伍薄弱，造成其职能在事业单位改革中被弱化的原因是什么？
蔡江南：首先，我国CDC属于事业单位，卫健委则属于政府公务员系统。我认为应该将CDC纳入政府公务员系统，而不应该作为一个事业单位。
现阶段，由于CDC的编制属于卫健委直属单位，CDC在发现疫情时要汇报给当地卫健委。因此，这次也有人说，真正的拖延，并不是CDC的拖延。
其次，CDC在建制上进行改革后（纳入政府公务员系统），收入该如何来考量？以美国为例，凡是和医疗卫生相关的公务员，他们的收入要比其他一般公务员收入更高。这是因为政府部门要和市场其他行业去争抢这些专业人才，如果在政府部门得不到高收入，他同样可以到市场化的医院去工作，会有更多的选择。所以，该部分公务员的收入不会和一般政府人员作比较，而是跟同行业对比。
在美国CDC机构里，有许多学医背景的人才，相对来说，拥有专业医学背景的人才在CDC中的收入也会较高。
第一财经：此前，中国耗巨资建立了一个号称全球最大的疫情/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疫情从基层到国家疾控中心只需4个小时。但为什么直报系统似乎并没有发挥很大作用？你觉得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是什么？
蔡江南：关键点就是对CDC的权力分配仍不完善，也就是说，我们没有把这一疫情网络直报系统看作是一个公共医疗卫生的专业分工，而是按照行政层级汇报管理的分工。我们应该尊重CDC专业分工，赋予其宣布疫情的权力。
在此次疫情当中，关于疫情信息直报、疫情的公布，CDC实际上都无法做决策。比如各省份关于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一级响应等，CDC也没有宣布的权力。因此，尽管硬件、系统都建好了，但最后却无法发挥应有作用，其实是因为没有赋予它相关权力。
因此，在疾控方面，将来专业权力一定要分工。公共卫生专业领域如果让一些行政官员来决定，那就会有各类维稳、经济等考量。但如果将来专业权力划分得很好的话，那么疫情就只需要考虑对生命健康的影响，或者在适当沟通下做出更优决定。
总之，疾控应该将最终的权力聚焦到专业层面，如果这一点不能保证的话，将来同样的情况还会再出现。
第一财经：下一阶段，应如何进一步理解各级CDC的独立性？
蔡江南：假设CDC的人员进入政府公务员系统，每个公务员部门其所拥有的责权利也要定义清楚。比如，怎样的公务员才能赋予其CDC的职能，什么样的权力才能宣布疫情等。另外，也要考虑地方在决定疫情上的权力是否具备。
参考美国CDC的做法，它们在宣布疫情或者相关决定之前会跟白宫进行沟通，并时刻保持与总统的沟通机制，但最后疫情发布与决策等权力，是不掌握在总统手中的。
因为美国当地百姓可能会考虑到其他层面，比如特朗普总统是否要竞选，疫情是否对竞选有影响，总统可能会有自己的政治诉求在里边；但专业人士更多考虑的会是专业的因素。
从“病本位”转向“人本位”
第一财经：去年末发布的《健康促进法》，提出了“公民全生命周期的健康保障”的说法；那么要实现这一保障的目的，你认为顶层设计需要注意哪几方面的问题？
蔡江南：我国涉医疗卫生领域主要分为三个部门，比如卫健委覆盖医疗服务，医保局负责医疗支付，药监局则进行药品与器械审批。但其实我们涉及大健康的还有很多其他部门，如财政部、发改委、人社局等。
因此，我们在顶层设计上，可以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健康部门，方方面面的健康问题都应该由该部门来统一协调。而现在上述这几个部门还未能高效衔接，比如，审批药品器械的层面，相关部门过审后，该产品是不是能进医保则又需考虑。
尤其是，未来进行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如果从医保支付出发，该部门一定非常关心市民全生命周期的健康管理，因为如果将健康管理、疾病预防做好了，不生病或少生病，那就能节省资金；但其他几方主体可能并非如此，因此才需要全面的顶层设计。
所以，顶层设计就一定是从政府的组织架构来看，组织架构整在一起的话，其资源调动的能力就不一样。
第一财经：在我国公共卫生服务体系中，从临床医疗为导向转到以健康服务为导向，其具体的实施路径应该是怎样的？
蔡江南：我理解，这可能是从临床治疗，逐步到提供整个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的转向。也就是说从“病本位”转向“人本位”，要关注人整体的生命健康，而不是生病了以后只是治病。
其实，我国早已开始了从疾病治疗为中心，要向以健康管理为中心转变；包括卫生管理部门的名称近两年也在变化，比如“卫生健康委员会”就是将原来所关注的医疗治病领域进行前移，并覆盖到所有人的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因此，在这一层面，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就要更加关注人群的疾病预防、疾病防控。
这次疫情也给了我们非常大的教训，就是等到一个疾病发展到比较晚的阶段，再来管理的话就来不及了。这也反映出，我们整个医疗行业，包括医药器械、医保支付等都要围绕这个预防的目的来做转变。在这次疫情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对于新冠病人的医保支付，相关部门及时做出改变，同时，相关药品器械的审批也加速了。
后疫情时期，这一行业的发展就是要大大加强公共卫生的预防系统，加强健康管理的系统，要把我们的医疗服务下沉，从早期就开始做起，而不是等到疾病发展到了非常重大的阶段再来抓就晚了。这是我们要做的一个非常大的战略转变。
要加大公共卫生财政支出
第一财经：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卫生领域财政支出1.6万亿元，占GDP比重不到1.7%。业内人士提出要加大公共卫生设施的投资力度，你怎么看？
蔡江南：接下来，大健康行业是促进我国GDP发展，以及促进就业方面一个非常大的板块，所以政府的投入会有利于促进健康产业的发展，推动GDP的增长，推动就业的增长。同时我们要认识到这个行业的发展，对于其他行业的发展也会带来间接的推动作用。
第一，人民的健康程度提高后，劳动力素质也会提高，就会给其他行业的劳动力带来保障；第二，人民的健康水平提高了以后，劳动生产力以及健康状况会使出勤率提高，也会促进其他行业的发展；第三，我们社会发展的根本，就是为了人民的幸福感与获得感，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也与人民的健康水平挂钩。
这次疫情发生之后，我们看到它影响了整个国家的经济。通过此次疫情，我们也意识到，没有健康的身体，其他的一切也将不复存在。此外，政府的投入直接对人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来说，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保障，因为我们一直提出经济发展和GDP的发展，最终都是要落实到老百姓有没有获得感以及有没有幸福感的问题上。
从经济发展来说，大健康行业也能促进GDP的增长，就美国来说，大健康行业是其最大的行业，占了美国GDP的18%，所以，从GDP增长来说，大健康行业的潜力很大。
中国政府其实也在2013年国家发改委起草《国务院关于促进健康服务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时就认识到，大健康行业将是接下来中国经济发展很重要的板块。大健康的需求遵循一个十分普遍的规律，即当人均收入提高了以后，人们对健康医疗的需求也会有大的增长。所以于GDP而言，大健康板块本身也是一个很高的增长点。
第一财经：公共卫生设施的增加与投入，是否能有较高的产出？应加强哪几方面的公共设施建设？
蔡江南：公共卫生的设施从硬件上来说，就得先从前端的预防来切入，而预防疫情的设施，应包括信息系统、人工智能、互联网等，甚至包括物流，其实我们这次也看到了物流信息是非常重要的。
此外，我们用来储备突发公共事件的战略物资的硬件设施也非常重要。这次疫情也暴露出我们目前很缺这类设施，比如基本防护物资——口罩、防护服、药品等，战略储备还是不够，我们得建造储备物资的仓库，可能每个省份都需要建战略储备仓库，用来储存防护服、药品以及检验设备。
在疫情中，我看到像迈瑞医疗、鱼跃医疗这些医疗企业，它们送了大量B超检验的设备，这些将来都应该作为一种战略物资储备。日本在这方面做得比较好，日本自然灾害特别多，在东京甚至每几个街道都会有战略储备物资，包括粮食、水的储备，因为日本突发地震多，他们这种应急的物资储备就显得尤为重要。
让医院来储备应急战略物资是行不通的，这应该是由国家来统筹储备这些战略物资，这就是公共产品，需要国家财政来出资设立。包括急救车，有的急救车应该配备专业的硬件设施，能满足运送传染病人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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